“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雨雪博急流，历尽苦难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……甭管啥时候，只要耳畔响起这首熟悉的歌声，我的思绪就被拉扯到四十年前的河北省赤城县，那个黄沙满天、偏僻贫穷的地方。
　　我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，我的少年和青年，是伴随着“东方红、太阳升”，“社会主义好”，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的歌声中走过来的。1956年9月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红螺寺中学，四年后，保送上了高中，1960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62年，我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政法大学。1968年工作分配时，我们年级分到了14名去张家口工作的指标，到张家口市后，市分配办公室有一份名单，市区4名，怀来8名，赤城2名。那时的赤城贫穷闭塞，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闹得正欢，没有人愿意去赤城。我是共产党员，心想，如果连党员都不去，那党员不成了落后分子吗，于是我和王德山俩个人去了赤城。王德山也是共产党员、北京人，现在他的户口已落到河北省宣化。
　　当年的赤城县，气候寒冷、干躁，大部分是荒山秃岭，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县，群众生活非常困难。老百姓一年吃不到细粮，整日以土豆、小米、荞面裹腹。我被分配到赤城县公安局，主要任务是侦破各类刑事案件和处理各种治安事故。那时不光老百姓穷，我们公安干警的生活条件也极为艰苦。下乡全靠两条腿，那时的赤城见不到宾馆，每次下乡，我都住在老百姓家，和老百姓睡在一个破窖里，挤在一条土炕上。
　　在赤城工作十年，由我负责侦破的上百起案件，没有一件错案。当然，这是后来我回赤城后，县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的，为此，我感到非常的欣慰。
　　有两个案子，让我至今难忘。
　　1970年，“一打三反”活动开展后，赤城猫裕乡东岔子村，有一个富农家的弟子叫郭文明，在许多场合，公开谩骂共产党，辱骂毛主席，叫嚣欢迎蒋介石反攻大陆。这件事在当时阶级斗争天天讲、月月讲的年代可不得了，要算是十恶不赦了。县委派我去主查，我去了以后，虽然证人很多，但是本人坚决否认，并揭发村干部私分集体财产。郭文明把这情况向公社反映后，却被吊起来屡遭毒打。经调查取证，我认为此案有重大陷害嫌疑，建议谨慎处理。结果，县委没有听从我的建议，上报张家口地区公安局，判决死刑。因为案件是我一手调查的，我必须对人负责，于是我又瞒着领导去张家口地区公安局找有关人员说明情况。可是县委领导认为我有右倾思想，又派别人去查，改判死缓。后来，地区公安局派人和我一起查，经过细致的工作，我又发现许多疑点，汇报时，我坚决主张先不处理，但县里还是同意缓刑三年的判决，直到改革开放后落实了政策，才证实郭文明的确被人陷害，予以平反。
　　还有一起案子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971年冬，石家庄郊区一个牛棚起火，烧死了100多头牛，市局调查结果是小牛把煤油灯踢翻，引燃大火。省委书记听了汇报，大发脾气，硬说是有人搞破坏，狠批我们是“小牛踢灯派，不是革命派。”我坚持认为，要是小牛造成的，非找出坏人，那不是人为制造冤假错案吗？恰巧，没过几天，青羊沟有一起纵火案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想当英雄，把生产队的草垛点着了，自己一边救火，一边喊抓坏人。汇报时，我建议孩子年龄太小，损失不大，拘留后教育释放。没想到县委书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点名批我是右倾，本来年初县局上报提升我为公安局副局长，因为这几件事，也泡汤了。

   
　　危难之处显身手，这对于咱来说，真的一点不含糊。1974年7月13日，我去炮良乡韩庄村侦破供销社被盗窃案，下午突遇狂风暴雨，这时，有人喊救命。我迅速冲出门，看到村外河边站着几十名群众，围看河中被洪水冲下来的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子，男子蹲在河中一根电线杆子上哆嗦成一团。我立即让村民回家找来两根绳子，和四个人下河救人，水急浪高，我因为扶着那个男子，没有抓住绳子，被洪水冲出去100多米，不知怎么上的岸，腿脚都受伤了，大伙儿都说我命大。回来后，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，我不仅受到了表扬，而且被评为优秀公安干警，荣立三等功。
    岁月飞逝，转眼几十年过去了。赤城的十年公安生涯，磨练了我的意志，我也和赤城人民结下了不解的情缘。到区政协工作后，我每年都要回赤城一次，一来看看赤城的变化，二来和老战友叙叙旧，回顾一下往日的艰辛与快乐。